有一部明朝影视剧《大明劫》,将明朝末年的战乱和瘟疫再现今人眼前,《大明劫》虽然是影视剧,但它是在明朝史实下创作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大明劫》中的一些细节,去挖掘真正的明末瘟疫到底是怎样的。
今天搜史君就以《大明劫》的创作背景,带大家来看看明末瘟疫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蔓延的?
一、明末大瘟疫的形成
瘟疫,在中国历史上早有提及,《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明朝末年的瘟疫最早是起于鼠疫,有人说这鼠疫是起于崇祯九年,而搜史君不这么认为。
搜史君这么说是因为从鼠疫的形成条件来看,应该早于明崇祯九年。而这个瘟疫到底是天灾造成的?还是人祸造成的?你就要听搜史君细致的给你分析分析了。
瘟疫起于人祸
有人觉得明末的“瘟疫”是起于“人祸”,这“人祸”自然指的就是李自成起义,而大家熟知的李自成起义,则是起于崇祯二年(年)“闯王”高迎祥起义,直到高迎祥死后这个“闯王”的名头才落到李自成身上。当然仅仅一个李自成、高迎祥还不足以让大明王朝忙的满头大汗。
当时的明朝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起义之声,遍布大地。
《明史·二十三之庄烈帝一》中有很多地方都描述了各地流民、流寇起义:
戊申,流贼犯山西。流贼王嘉胤陷府谷,米脂贼张献忠聚众应之。总兵官曹文诏、杨嘉谟连破贼于陇安、静宁,贼奔水落城,平凉、庄浪饥民附之,势复炽。八月甲戌,洪承畴败贼于甘泉,贼首白广恩降。九月丁酉,海贼刘香寇福建。官军围高迎祥、李自成诸贼于兴安之车箱峡两月。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明末的起义不止李自成一支,而且南方还有海贼,上文史料中描述李自成起义的篇幅并不大,说明此时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和大多流民起义一样,规模并不是很大。全国掀起了起义狂潮,而明朝政府对“贼寇”的镇压也是全国范围的。
这一有战乱,百姓生活必定苦不堪言,战乱所到之处,民不聊生,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明朝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大明劫》中为解除开封之围,崇祯皇帝派孙传庭于潼关抵御李自成的军队。
《大明劫》中的场景就是围绕战乱、瘟疫展开的,可要说战乱就一定能导致“瘟疫”的诞生吗?
这未免就有点太过牵强了,我国历史上的战乱并不在少数。
古代农民起义,多半是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过度剥削所造成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
由于土地兼并,土地大多掌握在乡绅手中
战乱是人祸,而战乱的根本却是明朝制度上的不足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在明朝“皇权不下乡”,明朝地方上的土地多是由回乡的官员、地主乡绅所把持,而这些地方豪强兼并土地,造成农民百姓无地可耕,无粮可用,这才是流民暴动,流寇四起的根本原因。
流寇四起,皆是因为百姓饥饿;百姓饥饿;皆是因为无地可耕。
孙传庭号召乡绅捐款《大明劫》中显现了明朝乡绅的很多问题,潼关乡绅知道孙传庭来此担任总督时,大摆宴席,并且送上诸多礼品,而陕西总督孙传庭为抵御李自成,希望乡绅能捐款以备军资,乡绅却只捐了不过千两的白银。两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面给孙传庭的“礼物”,一面是给大明朝的,这也说明明朝乡绅贪腐之严重,根本没有国家意识。
常言道:“得人心者,得天下。”什么是人心?
孙传庭手中拿着银票和身后乡绅赠送礼品
此时的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这也就是为何流寇不能被明朝政府彻底镇压的根本原因,所以大明朝根本就输不起!
不管是《明史》还是《明季北略》、《豫变纪略》大都是描写大旱、饥荒、战乱涉及“瘟疫”的篇幅少之又少,所以搜史君推测明末大瘟疫于战乱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瘟疫起于“人祸”说,不攻自破。
瘟疫起于天灾
明末的瘟疫,起源于鼠疫,而鼠疫的形成原因如果能被证实是自然原因引起的,那么也就可以证明明末大瘟疫起于天灾了。
明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出现了全国性的旱灾,万历、崇祯年间的旱灾越发的频繁。
五月,飞蝗蔽天。六月,江西饥,河南旱,密县民妇生旱魃,浇之乃雨。八月,襄城县莎鸡数万自西北来,莎鸡固沙漠产,今飞入塞内,占者以为兵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卫地震。——《明季北略·卷九·崇祯六年葵酉》
《大明劫》中那些孙传庭要求乡绅捐款时,乡绅们全都以连年大旱,粮食歉收为由头推辞,由此可见《大明劫》中大旱的背景是符合史实的。
以上史料也显示,明崇祯六年蝗灾、大旱、地震等天灾不断,而明末大鼠疫就是开始于明崇祯六年(年),搜史君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为什么这么说呢?
二月,海丰雨血。三月,山陕大饥,民相食。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饥,民相食。四月,山西永宁州民苏倚哥,杀父母炙而食之。——《明季北略·卷十·崇祯七年甲戌》
老鼠以草种粮食等为食物,而由于这场天灾导致百姓连年歉收,人都没有粮食可吃,更何况老鼠。上文史料也说明了,在山西地区,“民相食”“杀父母炙而食之”。饥荒使人饥不择食,更何况老鼠。
老鼠身体内携带大量病菌,大量老鼠没有食物可吃,病毒在体内爆发,老鼠也越发的羸弱。同时人也没有粮食可以食用,尚可以人为食,以老鼠为食也就不足为奇了。结果可想而知,自然是老鼠体内的病菌就传入了人的体内。
明末大鼠疫起于崇祯六年,发源地是山西,这些史料完全符合搜史君的推测:
明末的气候变化,造成明朝全国范围内连年大旱,而山西最为严重,连年的饥荒造成了“鼠疫”的爆发,进而引发了“瘟疫”。
所以最终确定,“明末大瘟疫”的起因,并非“人祸”而是“天灾”。
二、明末大瘟疫的蔓延
众所周知瘟疫蔓延速度是极快的,《大明劫》中为了阻止瘟疫蔓延,医师吴又可向军营进言需要把军营中染病的士兵和正常的士兵分开,以防人人传染,开窗通风,防止疫气聚集。原因就是瘟疫可以通过口鼻呼吸相互传染。
当然,当时并没有说在孙传庭军中蔓延的就是瘟疫,吴又可称之为“疠疾”。
明末大瘟疫造成的影响比十分严重,从《大明劫》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这“疠疾”可以进行人传人。而且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死亡率也是极高,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
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街坊间的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二十余万也。---《明季北略》
而鼠疫最终演变成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瘟疫,与李自成也有很大的关系。随着流寇和明朝镇压的军队。鼠疫在明崇祯年间传入河北,随着李自成与明朝镇压的军队传到更多地方。崇祯十四年(年),鼠疫传到了北京,也就在北京形成了“京师大瘟疫”。
民间送瘟神所以搜史君以为,鼠疫之所以能扩大,有一下几种原因:
(1)流民四起,因为饥荒人们四处逃散,所致扩散。
(2)战乱频繁,起义军与镇压军队频繁移动,所致扩散。
(3)医疗意识淡薄,当时的人并不知道“瘟疫”“疠疾”可以通过飞尘散播,没有防范意识,所致扩散。
(4)天灾大旱,老鼠为了寻找食物,频繁迁徙所致。
吴又可解释瘟疫的传播在《大明劫》中吴又可这样解释“疠疾”:
“飞尘平日里看不见,但并不代表没有,病邪就像这些飞尘一样,在空气中来无影去无踪,闻不到也看不到。如果人吸进了疠气,然后染上了瘟疫,在呼出传给你,你呼出在传给他人,这就是瘟疫的传播途径。”
在这里吴又可形象的指出了瘟疫的传播途径。
瘟疫论吴有性(也就是《大明劫》中的吴又可)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
“崇祯辛已(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而吴又可经过自己多年的经验总结与对疫病的分析,找到了控制瘟疫传染与蔓延的方法和瘟疫病因。
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有多寡……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瘟疫论》
面对瘟疫,吴又可不仅找出了瘟疫的传播途径,还研制出了达原饮、三消饮、白虎汤等用来防治瘟疫。
吴又可领先世界近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病毒学说以及病毒的传播原理,崇祯年间,吴又可回到老家苏州东山,于年完成了不朽的名著《瘟疫论》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书中所记药方“达原饮”用于治疗非典收到了奇效。
明末战乱异常的天气气候,引发的旱灾、蝗灾、鼠疫,造成了波及全国的疫病,而“天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形成了这场明末大瘟疫,不仅仅是对明朝百姓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加速了明朝灭亡。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黄帝内经》
意思是说:“不治疗已发生的病变,治疗未发生的疾病,不治疗已经乱了的世道,治疗未乱的世道。”这疾病不是突然就产生的,它的产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历朝列代都是始终兴衰,治病和治国一样,都是重驭世之道,轻经世之道。这句话不仅仅适用医治明末的瘟疫,更适用明朝此时的状态,明朝积病已久,不是一味猛药可以治愈的。
参考资料:《周礼》、《明史》、《明季北略》、《黄帝内经》、《瘟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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