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树立行业标杆，予以年轻记者参考，财联社
鲸平台发起了“对话名记者”专题。专题的第一位对话对象，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高渊。
高渊目前是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已经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工作了近30年，他跑过文艺、科技、体育、交通等条线，写过消息、通讯、评论、特稿、访谈等文体，做过记者、编辑、部主任、“特首”，参与创办过新媒体“上观新闻”，拿过中国新闻奖、上海新闻奖、上海长江韬奋奖……
年，高渊发起“高访”系列访谈，该访谈对话的人物，涵盖政商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包括徐匡迪、周其仁、王新奎、林毅夫、郑永年、李兰娟、张文宏等。该系列访谈编辑成书《中国寻路者》，收录了对中国当代发展贡献过力量的重要人物的细致刻画。
透过高渊的采访心路历程与从业经历，鲸平台侧面知晓了改革探路者们鲜为人知的故事，也了解到了一位优秀记者的成长足迹。
一位“访谈加时专业户”
鲸平台：高老师，“高访”系列采访过多位重量级官员、学者，哪位采访对象让您印象最深刻？为什么？
高渊：让我印象深刻的经历有不少。一次是采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院士。那天下午，我赴约来到中国工程院，徐匡迪的秘书跟我说，领导昨天刚刚出差回来，肠胃有点不适，今天上午还在外面开会，希望我把采访控制在一小时以内。我说要不先聊，到时候看领导的身体状态。那天，我跟徐匡迪从3点谈到5点半。采访结束后，他还邀请我到他办公室，秘书告诉我，今天很特别，领导一般只请老朋友进办公室。采访中，不少内容让我印象深刻。比如徐匡迪告诉我，他出生在日军空袭的枪炮下，在杭州逃难到昆明的路上，父母给他起名“徐抗敌”，后来到西南联大附小了上学，老师给他改名叫匡迪，寓意“匡扶正义、迪吉平安”。
高渊采访徐匡迪
还有一次是采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在他的办公室，从下午3点聊到7点。陈锡文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了解透彻。其中，还聊到了相对敏感的转基因话题，他介绍了国外不同国家对转基因的态度，他认为，研究转基因很有必要，不然会大大落后于国际整体发展进程。
高渊采访陈锡文
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新奎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独有的光亮。不同于以往从人生经历切入，采访王新奎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偏虚——“在你心目中，改革是什么？”这个问题打动了他，他略一思考说：“改革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标，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这个切入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接下来便是两次深入访谈，历时5个小时。
激发访谈对象的分享欲
鲸平台：您如何激发这些名人的分享欲？尤其面对敏感、犀利的问题。
高渊：首先，要作充足的准备，将能找到的资料尽可能看完，这样才能对对方讲的东西有回应，让对方觉得跟你聊天，不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
设计问题，就像刚才说的王新奎访谈，开头几个问题很重要。其实，采访到中间段时，怎么问问题也很重要，因为这是访谈的疲劳点。比如，采访徐匡迪时，我很好奇他跳出教育系统去做上海市计委主任的经历。我对这段经历做过功课，果然，徐匡迪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致。他说他当上海市高教局局长时，曾跟随朱镕基市长访欧，来到巴黎证券交易所，陪同的翻译人员对证券交易却不熟悉。徐匡迪在瑞典一家公司里工作过，熟悉财经知识，便协助了翻译工作。朱镕基问他，你搞教育，怎么对经济这么熟？徐匡迪便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回来的飞机上，朱镕基说跟市里面打过招呼了，让徐匡迪回去做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徐匡迪说自己最不喜欢计划经济，朱镕基哈哈大笑说：“我终于找到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去做市计委主任了！”
我去新加坡旅游时，还采访了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郑永年。很多人把他视为外籍专家，那次采访中，我问他，你到底是哪国人？他马上摸出一张身份证给我看，上面显示浙江余姚的郑洋村。郑永年告诉我，自己刚刚把户口迁回家乡。知晓了这件事，我接下来便围绕着他家乡展开话题，他告诉我，他的村很穷，父母不认字，他从考上北大，到出国留学，户口一直在国内，这些年用掉了很多本中国护照。文章发表以后被大量转载，转发文案用的都是“郑永年：我刚把户口迁回余姚郑洋村”。
高渊采访郑永年
我会趁对方聊得开心时，问犀利的问题。比如，当时胡锡进是环球时报总编辑，他撰写的评论里，经常带出一些没有被公开报道的信息。那天聊得不错，我就问他，你写这种评论，是不是有意透露一些信息？他很坦率地说，不能说这是有意为之，但这确实是客观事实。
“中国寻路者”共有的光辉
鲸平台：《中国寻路者》书里的受访对象，都是在中国当代发展模式上贡献过力量的重要人物，他们身上的共同点是什么？
高渊：这些人物主要来自政商界、学术界，他们的共同点是——具备高知名度，有着正面的社会形象，最重要的是，都是干实事的人。
王新奎告诉我，年，自贸区建设箭在弦上，国务院总理先后到江苏、上海考察，在总理主持的座谈会上，他介绍了10分钟自贸区。这10分钟，在历史节点上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这些幕后的故事，却鲜为外人知。
后来，我还在书中加入了新闻界人物，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媒体人被称为社会的瞭望者，是最早发现社会危机的人。所以，我将白岩松、曹景行等媒体人也加入了书中。
《中国寻路者》新书发布会
访谈生涯中“三次遗憾”
鲸平台：一路采访至今，您有没有什么遗憾？
高渊：前年钟南山院士到上海参加一个论坛，我跟论坛主办方敲定了采访，钟院士方面答应只接受我的独家专访。主办方根据行程安排，让我那天下午两点到，还嘱咐我不用早到。我不放心，下午一点就到了，正在停车，主办方电话告诉我，钟院士突然改变行程，已经去机场了。
这当然很遗憾，后来我得知，我们报社一位女记者那天中午闯进了钟院士的休息室，对方问她：“你是不是事先约好的解放日报记者”，她连声说是，随后她还搭上钟南山的车，一路跟到了机场，然后写了一篇现场直击式的报道。这让我觉得，她有当记者所应有的勇气和智慧，关键时刻敢于说是。
还有一篇周其仁的访谈，我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那次采访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咖啡馆，他接下来有活动，谈得有点意犹未尽。稿件发出后，有读者留言说，对一些新的经济现象，还可以问得再深入些，我同意这个观点。去年，我又采访了周其仁，跟他畅谈浦东开发开放30年与中国改革开放，算是对前一篇访谈的一些“弥补”。
我还曾经想采访作曲家朱践耳，采访前做功课，看他写的书——《朱践耳创作回忆录》。遗憾的是，这本大书还没读完，传来了90多岁高龄的朱践耳先生去世的消息。
“平实、有思考、不动声色”的写作风韵
鲸平台：外界对您访问风格的评价是，善于把握谈话节奏，有很强的控制力，在权威面前保持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这一点跟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有点像。但跟她不同的是，您的采访风格比较糯软、温和、不炫技、不渲染。您认同这种评价吗？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高渊：这个评价来自我之前在人民日报的同事——李泓冰为我的书写的前言，她总结的，正是我自身追求的风格。
我年轻时，也喜欢刻意运用写作技巧，也用过全篇倒叙的写法。现在我觉得要写好一篇稿子，至少要做到三点。第一要严谨，这是基本的态度，也是写好一切稿子的基础；第二要生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生动不是乱动，我喜欢的文风是平实而不平淡，最好能不动声色地打动读者；第三要有思想，至少每篇稿子都要有思考，写任何文章都要追求深度。
至于文风形成的过程，每个阶段我的状态都有所不同。当条线记者时，追求效率；写评论那几年，注重逻辑思维；做调查记者写特稿那四五年，注重挖独家故事，比如采写《坎坷九年洋山梦》那篇报道时，我以大洋山上一位饭店老板的经历为线索。这位老板看似与工程无关，但他的视角贯穿了洋山深水港工程建设全程。当初，他就是得知洋山要建深水港，才在大洋山开饭店的，后来这家饭店的生意好坏，某种程度上成了工程进展起伏的晴雨表。
未来的计划
鲸平台：您接下来的工作、生活规划是什么？
高渊：工作方面，希望继续做好“高访”系列，这个系列还有一个子系列，就是写那些已故的大师，采访他们的弟子、家人等，叫做“大师的背影”，目前已经做了王元化、胡焕庸等多篇访谈。
有时间的话，我还会继续写书。去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生死守护》，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是中共党史上中央文库的那些守护者。动笔时，我并没有沿用自己的老办法，去采访研究党史的人，而是尝试一下新做法，就是不做具体的采访，通过大量资料的查阅，来艺术化地还原当年的人物故事和上海风貌，秉持的理念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我不排斥做一些新的尝试，我是解放日报新媒体“上观新闻”的创办者之一，我也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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