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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漠视标准

一些外国人曾经做过一些关于中国粮棉价格的调查。不过,这些调查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其中的“斤”标准不统一。同样地,仅凭现有的统计数据也无法准确得知每亩的粮食产量,因为其中的“亩”标准也不统一。类似的问题在计量路程时也普遍存在,这一点对任何一位外国旅行者都不陌生。在陆地旅行时,如果用“里”来计算路程,得先确定一下“里”的大小。中国人用“里”来估算距离,这么做不无道理,可是它并不精确,标准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所有外国人都觉得中国的“里”偏长。一百二十里的公路,与一百里的乡村小路和八十里的山路竟然是等长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测算路程时,依据的往往不是实际距离,而是道路的难易程度。提起这一点,中国人也不否认。所以,当中国人说到山顶有九十里远时,可能只代表到山顶还不足四十五里。中国人会这么说,究其原因是爬上山顶所花费的力气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所花费的力气一样多。还有一个特例体现在对直线的丈量上,那就是从A点到B点的距离,不一定就与B点到A点的距离相等。也就是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等量之间彼此相等”这一定理到了中国就不适用了。再比如,依据里程碑来推算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上的一段路,发现从北到南有一百八十三里,可是从南到北却有一百九十里,不管你走多少个来回或是多么仔细地根据里程碑来计算,结果都是一样的,真叫人莫名其妙。

类似现象在另一种计算中也有所体现。“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理论,到了中国也不再适用,这一点在河上航行时体现得尤其明显。一位外国旅客问还剩多少里到达目的地,得到的答复是四十里。这位旅客仔细分析了一下,才搞清楚这四十里是两个“十八”加起来的结果,所以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对方却回答:“四个‘九’是不是等于四十?”真叫人无言以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个“十八”岂不是等于六十了?据说,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位邮差没能在规定时间内跑完六十里路,他为了替自己辩解,就说这六十里路偏长!他的上司认为他的辩解合乎情理,就命人重新测量了这段路,结果发现这段路确实偏长——长达八十三里!从此以后,人们才开始按八十三里来计算这段路的长度。

那些距离城市一至六里的村庄,都会被命名为“三里村”。还有一件事也容易引人注意:一段大概一里长的路,如果两边盖上了房子,那么这段路马上就会变得长达五里。如果有人指出质疑,村里人会向他保证自己说得没错。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标准,所以难免会出现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做秤的人在街上寻找客户,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在秤杆上镶上不同的秤星。于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至少拥有两种秤——它们分别是用来买东西和卖东西的。生意人如果买秤,只会买旧秤,不会买新秤,因为新秤的标准并不是唯一的,而是由生意人的特别需求决定的。

中国人普遍漠视精确,这一民族特点在计算年龄时也有体现。中国人能够根据属相轻易地推算出一个人的年龄。人们所说的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去年才满七十岁。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上了七十岁就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了。如果你想弄清楚一个人的年龄,就必须考虑到一个“常数”。因为,中国人在计算年龄时,往往是从新年开始算起的。中国人习惯了以“十”为计算单位,以致许多领域的计算都是不精确的。比如,他们习惯了用“一二十个”“几十个”“好几十个”这类模糊概念来计数。所以,在中国很少能遇到能够准确计数的情况。在表示约数时,中国人更是用上了“好几百”“好几千”“上万”这类数字,而根本不关心怎样才能更精确地表示这类数字。

我听一个熟人说,有两个人花了两百吊钱去看戏。过了一会儿,这位熟人又说:“那两个人花的是一百七十三吊钱,也就相当于两百吊钱,你说是不是?”

一对夫妇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准备回国。临行前,他们的中国朋友送了两幅画给他们。这两幅精美的画其实并不是送给他们夫妇的,而是送给他们的老母亲的。夫妇俩的父亲都已经去世,只有两位同岁的母亲还健在。其中一幅画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句祝福语,以及一行小字——注明是送给七十岁老人的。另一幅画上也写着同样的祝福语,可是旁边的小字却注明受赠者是六十岁的老人。夫妇二人分别代各自的母亲收下了礼物,然后把这两幅画称赞了一番。接着,其中一个人终于鼓足勇气向赠画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说:“您明明知道两位母亲的同龄,可是在写这两位母亲的年龄时,为什么还能把其中一个写成七十岁,另一个写成六十岁?”对方的回答简直出人意料:“如果把两幅画上的年龄都写成‘七十岁’,那不是太没有创意了吗?”

不精确的习惯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干扰了人们的生活。有一个希望得到法律帮助的人,对我说他的家在乡下。通过他的叙述,我可以明显判断出他就住在城郊,就再次询问了他,结果跟我判断的果然一样。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我发现他们家族早在十九代人之前就已经搬出乡下了!于是,我就问他:“你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吗?”他坦然地回答:“我们家族如今确实住在城里,但是我们老家在乡下,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

有一个人指着他们村里的一座古庙得意地对我说:“这座庙是我修建的!”经过一番考察,我发现这座古庙修建于明朝时期,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了,而他那时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学习中文时,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不知该如何区别那么多相似的东西。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假设,而这种思维方式令我们很不习惯。西方人对任何事都力求精确。中国人不但不理解这一点,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怪癖。一个农村人,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村里总共有多少户人家。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可能都有意愿弄清这一点。可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则像一个谜似的。他们只会说出一个大概的数字,比如“几百家”“好几百家”或“不少家”,而不可能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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