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晚年在陕西蓝田辋川隐居，购宋之问的蓝田山庄，经营辋川别业。他与友人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言其辋川别业有游止二十处，两人各赋二十首五言绝句结成《辋川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鹿柴，“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竹里馆……“无不入画，无不有诗。”（元赵孟语）
多传王维画《辋川图》于清源寺壁上。唐朱景玄在《唐代名画录》中称《辋川图》，“山谷幽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至宋代，《辋川图》真迹虽已毁成谜，但王维画名尤盛。宋代《辋川图》摹本不断，以郭忠恕临本最有代表性。此后元代有唐棣、王蒙、赵孟、商琦等，明代有仇英、文徵明，清初王原祁等摹本流传。
如今在辋川可以找到一棵银杏树，据传是王维手植。辋川山庄已不可见，但王维为后世营建了一座言说不尽的精神家园。
▌宋人摹《辋川图卷》局部
大家都唱“南山南”
王维的辋川庄位于终南山，他在诗中自封“南山翁”。
史籍中，终南山常简称作“南山”。姜太公在这里钓过鱼，老子在这里讲过《道德经》，李广在这里打过猎，邵平在这里卖过瓜。“寿比南山”的南山是终南山，“伐薪烧炭南山中”的卖炭翁是终南山人。
史之南山未必都是终南山，终南山之外亦有南山。比如《诗经》，提到南山的诗共十首。毛诗批注就说，齐风里的南山是齐南山，曹风的南山是曹南山，剩下的才是周南山，也就是终南山。
“种豆南山下”的陶渊明，隐居在庐山，悠然所见的南山应是指庐山。唐代李白、白居易都在庐山隐居过。
陶渊明“南山种豆”，效仿的是汉代杨恽。杨恽位列九卿，后被罢官，隐居故里，因和友人信中有“南山种豆”等句，疑似腹诽朝廷，而被腰斩。杨恽是陕西华阴人，隐居的南山应该是华山。他是司马迁的外孙，太史公著罢《史记》，把原稿“藏于名山”，说是藏在杨恽的华山家里。
唐代文人在终南山建别业是风潮。原因很简单，一是风水好，二是离长安近。王维有诗“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庙堂在北，山居在南，两点一线构建了一条唐代文人的“终南捷径”。那时大家都爱唱“南山南”，不过有人面北谋入世，有人朝南求出世。南山隐居未必意味着逃避，也可以看做一种抵抗的态度。“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王维在《山居秋暝》中表明的处世姿态，并非常说的风轻云淡。
长安居不易，南山同样居不易。杜甫早年本有“故将移住南山边”的心愿，终归被逐出长安，遂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汉唐之后，政治重心东移，开始“西北望长安”，但是南山仍然是一种精神象征，延续后世。如清代戴名世，著《南山集》，号南山先生，一生所愿，是归隐修史。未及归隐，就因南山案发，被杀于市。
王维隐居是吃空饷？
晚年王维隐居山间，说是半官半隐。宋之问为《蓝田山庄》做诗，将这种半官半隐称为“吏隐”：“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
“吏隐”怎么看都有点像“吃空饷”。唐代真的会为官员“吃空饷”开绿灯？不能简单画等号。
一是皇上带头。唐玄宗、中宗好宴游。《全唐诗话》载，“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直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大臣韦嗣立就是好榜样，他在终南山建有山庄，中宗御驾亲临，与群臣写诗唱和，开心之余立封韦嗣立为逍遥公。所以建造别业、吟游唱和自是上行下效。
二是制度使然。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说，当时朝廷“法禁颇宽，恩礼从厚”，假期很多，鼓励“假日经济”，提倡宴乐，不仅有旬假，还设有所谓三大节，会发过节费。“吃空饷”或许是修带薪假。
三是情怀需要。白居易有诗《中隐》，说“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似自得亦似自嘲。当官做事不做事，都不耽误抱着个当隐士的心，时不时感怀一番。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研究唐代官员的隐士情结，认为这是当时文人的“角色扮演游戏”：“诗人可以扮演起一个隐士的临时角色,这与终生的抉择划清了界限。”
▌（明）仇英《辋川十景图》（局部）
王维的辋川别业，还称作辋川庄。唐代别业，称呼繁杂，有庄园、庄田、庄墅、别墅、墅等，称庄尤多，宋代史学家胡三省就把“别业”一词注释为“庄”。唐代是否有类似欧洲的庄园制经济，众说不一。但从王维诗文来看，辋川别业有田地果园，亦可耕樵渔读，并非只是诗人度假休闲的游园。不论王维是不是在吃空饷，但他绝不是坐吃山空。
王维经营的辋川山庄到底是一处还是两处，以及王维晚年隐居辋川的时间，学界有争论。《云仙杂记》中载王维居豪宅、有洁癖：“王维居辋川，宅宇既广，山林亦远，而性好温洁，地不容浮尘，日有十数扫饰者，使两童专掌缚帚，而有时不给。”有学者质疑，辋川别业规模有多大？二十个游止的庄园扫的过来吗？王维家境不算好。其父早亡，家里人口不少，家产并不宽裕，营置辋川别业时，王维仅任品秩不高的左补阙，有财力卖这么大一个庄子吗？
《辋川图》上的二十游止是否可算园林景观，姑且不论，《辋川图》对后世园林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后世建园，都有个“辋川”模板。如清代所建曾园，原址是明代万历年间钱岱所筑的“小辋川”。清代袁枚在南京建随园，景点排布参照辋川题名，“以效辋川云”。康熙年间的大学士明珠在北京西郊建自怡园，园内取二十一景，目的是为了比王维的辋川多一景。
王维是二流画家？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王维信佛，讲轮回，自认上辈子应该是画画的。
王维绘画，成南宗一派始祖，为明代董其昌所认定。董其昌认为，唐代禅宗应分南北二宗，画坛也是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南宗第一人则是王维，南宗画即文人画，“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画禅室随笔·卷二》）。
唐代画论，对王维画的评价不能说不高，但并没有达到宋明之高度。张彦远作《历代名画记》，说王维画“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不过又批评“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挥，工人布色，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夏务细巧，翻更失真”。
何谓破墨？清代沈宗骞说：“以淡墨润浓墨，则晦而钝；浓墨破淡墨，则鲜而灵。故必先淡而后浓者为得，此即所谓破墨法也。”张大千先生曾言“泼墨易、破墨难”：“予年六十，忽撄目疾，视茫茫矣，不复刻意为工，所作都为减笔破墨。”
唐代朱景玄撰《唐朝名画录》，可视为唐代画坛的“琅琊榜”。该榜单收录唐代画家共人，分“神、妙、能、逸”四品。吴道子是神品上，独居榜首。王维列妙品上，“故庾右丞宅有壁画山水兼题记,亦当时之妙。故山水、松石,并居妙上品。”大致来说，王维排在十名开外，二流之列。
王维绘画在唐代为何被看低了一线？王世襄先生在《中国画论研究》一书中指出，这是王维画风与唐代以吴道子为首席的正宗画派不同之故。“摩诘之破墨画，必受禅家恬静思想、水木琴书、高雅生活及文学修养三者之影响而成。不重表面，不重色彩，重在表现内性之作品。于唐代画坛中，此等作风，定甚孤立，而不能为当时论者所了解。”
▌（清）金学坚《辋川图》
因诗成名，还是因画成名？
一个有趣的现象，《旧唐书》说王维因诗成名，“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新唐书》说王维是因画成名。“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其后内容差不多，就是王维在长安洛阳得到诸如宁王、薛王等贵族豪强的欢迎，“拂席迎之”，“待之如师友”等。
《旧唐书》成书于后晋，《新唐书》编纂于北宋。王维的画名，从北宋起，《宣和画谱》载宋御府收藏王维作品件。宋代重画，开国之初即设立翰林国画院。到了徽宗年间，更是对画人推出一系列优待政策，并以诗句入画题，选拔画人。
苏轼对王维推崇备至，“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是东坡名论。后世对王维画的评价，大多和苏轼“诗画一体”的见解保持一致，如《宣和画谱》所说：“观其思致高远，初未见于丹青，时时诗篇中已自有画意。”
作为东坡传人，秦观以自身经历，把《辋川图》推至新高度。在《书辋川图后》一文中，秦观说自己得了肠癖之疾，躺在床上看《辋川图》，“数日，疾良愈”，没吃药就好了。清代诗人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说《辋川图》简直是“特效药”、“保健药”：“盖少湘（秦观字少湘）观《辋川图》而疾愈；黄大痴、沈石田、文衡山辈皆工画而享天年，人谓是‘烟云供养’，则特健药，宜矣。”
至元人《琅嬛记》（一说是宋人伪托）故事中，王维的画技已成神技。《琅嬛记》载，王维曾为岐王画了一大山石，岐王就是杜甫诗中“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的那个岐王，“信笔涂抹，自有天然之致”，忽然一日，风雨雷电之后，大石飞走了，只留空轴。到了唐宪宗的时候，大约百年之后，高丽使臣进献了一奇石，石上有王维字印，经过鉴定，字印确实是王维真迹。
《辋川图》，一如山水相间的辋川山居，今人已无缘得见。时代变迁，对王维诗画格局的评价会有偏差，但是王维以山水诗画共建的精神辋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各个时代都能获得情感共鸣，现世依然。（责编：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五柳
编辑：白杏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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